笑果需要自救，喜剧需要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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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超  编辑|罗丽娟

“本来我的海外巡演票全卖光了，后来（因为）疫情嘛，就全取消了。我当时觉得，那个就是笑果文化2020遇到的最大挫折了。显然，我低估了2020，我也低估了这家公司。”

李诞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自嘲

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第一期热场环节，脱口秀演员、笑果文化联合创始人之一李诞几句毫不避讳的自嘲赢得了满堂彩，引得现场观众爆笑不止、尖叫连连。

2020年以来的林林总总，对于成立仅六年的笑果文化（全称“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而言，确实“太难了”：池子出走、卡姆吸毒、程璐离婚……接二连三的负面消息在短时间内被曝出。

没有特地绕开这些话题，李诞在节目中调侃：“本不富裕的脱口秀行业，现在雪上加霜，我们非常需要有人雪中送炭。当然很显然，也没有人给我们送，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了。”

提起中国脱口秀，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李诞和笑果文化，前者是行业标杆式人物，后者甚至不能仅简单定义为“行业领头羊”，因为羊群尚未集成。

“我们不是领头羊，我们就是这个行业大部分标准的制定者，甚至就代表这个行业。”笑果文化联合创始人兼CEO贺晓曦说这话时毫不犹豫，“如果今天没有笑果，我觉得中国基本上就没有这个行业了。”

2019年在线下，笑果文化全国举办了近1500场脱口秀表演，平均每月覆盖观众数8000人，超过10万观众进入剧场；线上，《脱口秀大会》第二季及《吐槽大会》第四季总播放量超过25亿。关于整个中国脱口秀行业的成绩，至今没有较权威的第三方统计数据。

而在行业公司中，目前只有笑果文化和单立人喜剧两家拿到过融资，但后者无论在团队规模还是融资金额上尚未能与前者抗衡。

只是在今年上半年，笑果文化也陷入了内外交困。

线下巡演被迫取消或延迟、多款节目未实现盈亏平衡、主力大将折损……要如何从这些困局之中挣扎出来，继续“引领”行业前行？

几乎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笑果文化的一举一动。

距离上海著名商业街淮海路步行不到5分钟路程的地方，有处闹中取静的院子，里面一幢五层楼的建筑就是笑果文化“大本营”。

从外面看，这栋楼简单朴素，白色外墙、方形边角，完全无法与对面的小洋房媲美。但进入其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笑果文化新办公室一楼

这家公司四处洋溢着“酒文化”。

除了管理层办公室，所有会议室均以酒的种类命名。从白酒、啤酒、金酒，到伏特加、白兰地、威士忌，一共近20间，名字各不相同。

在会议室的装修设计上，也与酒主题贴近，比如玻璃门上的贴纸造型选用了酒花元素、桌椅造型则与酒吧中的略微相似。

作为内容创作者聚集地，笑果文化试图打造出一种轻松、随性的的工作氛围。全天候科技几次登门拜访发现，虽然很少遇见脱口秀演员坐在这里安静地写段子，但时不时也能看到程璐、庞博在会议室里与人聊天，表情放松随意。

这是笑果文化的新办公室。经历过几次搬迁，之前的办公地都成了笑果文化的“临时落脚点”。随着公司名气上升、人员规模扩大，他们升级了自己的办公地。

笑果文化的走红，可以追溯到2017年。喜剧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第一季横空出世，大多数中国观众第一次接触到了脱口秀这种表演形式。

节目每期会邀请到一位明星主咖，让他们接受吐槽和自嘲。大牌的明星、犀利的吐槽、冒犯的形式，让《吐槽大会》在网络上讨论度居高不下，豆瓣上2.7万人打出了7.6分的综合评分。

随着节目迅速走红网络，让笑果文化的名字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也吸引了资本蜂拥而至。

天眼查显示，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六轮融资中，有一半发生在2017年，包括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南山资本、普思资本等机构均参与其中。公司估值也在短短15个月内飙升了10倍，A+轮融资结束后达到12亿元。

笑果文化融资历史（图片来源：天眼查）

获得资本加持的笑果文化乘胜追击，接连推出了《脱口秀大会》、《冒犯家族》、《超级故事会》、《周六夜现场》等一系列以脱口秀为核心的综艺节目，其中最知名的还是《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

用贺晓曦的话来说，“《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已经是这个行业最大的两个推广项目”。而两档节目的初衷只是为了给演员们一个表演、接触观众的机会，甚至初期一直在亏钱。

“前年，我们所有财务投资人都问‘今年亏钱，你们明年怎么样？’，结果第二年就赚了几千万。”贺晓曦向全天候科技独家透露，《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现在“不仅没花钱，还赚了钱”。

经过笑果文化这些年的努力，脱口秀行业需求端已经被激活。

仅是线上节目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笑果文化开始走向线下，推出剧场秀、巡回演出、喜剧音乐节等多种产品，在上海、广州、深圳和长沙等地不定期举办线下演出。不少线下剧场秀现已一票难求，笑果文化甚至被人指责搞“饥饿营销”。

然而今年以来，疫情这只黑天鹅几乎熄灭了笑果文化头顶的所有高光。

在笑果文化原本的计划中，今年线下将产出超过1000场演出。除了国内，海外巡演也有二、三十场。但在今年2月，公司宣布取消东京的演出，已售出票价全部退还。其它多数城市的演出，至今迟迟未能推行。

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内部接二连三曝出的负面消息，无疑让笑果文化雪上加霜。

笑果文化联合创始人兼CEO贺晓曦

“成长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问题，”面对今年曝出的一切负面，贺晓曦回应得非常云淡风轻。

在池子解约事件中，贺晓曦是核心人物之一。因为将池子移出了公司群，贺晓曦被池子公开“炮轰”，字里行间还透露出公司在管理方面出现了问题。

有公司内部人员猜测，这也许是艺人和公司长期沟通不充分所致。贺晓曦否认了这种猜测，“一群人都往前走，中间有人想出去做别的事情，这也很正常。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只要坚定自己想做好的事情，挑选好人就行。”

“当然，我可能会反思，以后这种特质的人我虽然喜欢，但是还是要想清楚。”大多数情况下，贺晓曦并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坐下来想为什么会遇到某个问题，在他看来，成长型公司重要的是尽快往前跑，不要停下来。

但很快，问题再次爆发。今年6月，《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总冠军卡姆被曝出吸毒并被刑事拘留。本就处在风口浪尖的笑果文化，再遇重挫。

笑果文化在事后的声明中称，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代卡姆向社会大众道歉，并且无限期停止卡姆所有工作。

接连折损大将，笑果文化损失惨重。毕竟整个行业里，既能写段子，又能做编剧，还能表演的人，寥寥无几。现阶段的中国脱口秀演员，大多只能生产段子，无法完成编剧的工作。

虽然目前整个笑果文化脱口秀演员超过70人，但编剧大概只占到一半，总编剧为程璐和王建国两人。

笑果文化不得不思考如何继续向前跑。

“贺老师找所有人都聊了聊。”一位笑果文化的演员向全天候科技透露，贺晓曦事后挨个和他们谈了心，短则20分钟，长则1小时左右。

在谈话中，贺晓曦坦承，公司内部人才培养现在做得不够，之后将在提高演员文本能力或者表演能力上制定一些专门的促进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录制之前，笑果文化还特意召开了全员大会，进行法制教育。

除了在演员自身能力和素质方面下功夫，笑果文化在节目呈现上也做出了调整，整个《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在赛制和筹备发生了转变。

海选而出的50位脱口秀演员将接受更残酷的晋级赛制。其中除了不少脱口秀新人，还特地邀来了跨界选手，例如“网红”李雪琴和四哥，辩论选手欧阳超等。在舞台效果上，舞美也做了全面升级。

早在第一季节目时，公司开播前招商近2亿元，获得7个赞助商。彼时，《脱口秀大会》虽然做到了被圈内认可，但其影响面仍不够。

据36氪报道，《吐槽大会》目前仍然是笑果文化最大的摇钱树，而《脱口秀大会》在播出平台腾讯视频的招商和宣传资源上未被列为S级节目，此前两季《脱口秀大会》也未实现盈亏平衡。

贺晓曦透露，目前《脱口秀大会》已与《吐槽大会》共同成为了公司的基石项目，能够给公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曝光。

只不过，在如今艰难的市场环境下，笑果文化已经很难再挑冠名商了。

“现在这种经济环境，招商还讲什么匹配度？”贺晓曦无奈地表示，目前只能看赞助商的合作意愿，或许等下一步市场环境好起来了，才可能回到理想模型。

为了快速回血，自己造血才是关键所在。

今年7月，“笑果工厂”新天地店开业，这是笑果文化在上海的第三家线下剧场。它突破了小剧场概念，将联动更多品牌、公司和社群进行跨界联动，增加文化消费体验。笑果文化称其为城市喜剧新空间，为都市年轻人提供全新的娱乐去处。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喜剧+’的商业模式。喜剧是一个原生的能力，但它理论上应该在不同领域下形成不同的产品。”贺晓曦认为，笑果文化是一家文化产业公司，而不是综艺公司。

在线上，加强喜剧赋能；在线下，逐步恢复剧场演出，增开场地、场次，发展喜剧空间、喜剧音乐节等多种形态，这是笑果文化正在施行的计划。

除此之外，笑果文化还在加大营销能力的整合。继为滴滴定制节目《七嘴八舌吐滴滴》后，今年笑果文化还与阿里巴巴的88VIP晚会、京东818手机节等展开了合作。

线上、线下、整合营销形成1:1:1的收入利润模型，这是笑果文化去年给自己定下的2020年目标。

“今年如果没有疫情，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做到；但因为疫情对线下有一定影响，我们在其他方面有结构性调整。”贺晓曦透露，目前线下部分收入仍较低，其它两部分营收占比已经达到1:1。

诚如贺晓曦所言，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笑果文化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具有持续产出的、原创的、独特喜剧内容能力。

归根结底，他们需要依赖的是人才。

但究竟要如何自己培养人才？笑果文化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仍在探索阶段。

目前中国的脱口秀演员中，全职比例较少，多数仍在兼职说脱口秀，Norah就是后者。2019年10月，Norah正式签约笑果文化，同时，她还在一家企业担任销售总监。

从2016年接触脱口秀以来，她自我总结经历了大概四个阶段：默默无名的新人、线下剧场主持人、自媒体大V，以及亮相《脱口秀大会》后。

笑果文化脱口秀演员Norah（兼职）

虽然未能在《脱口秀大会》上获得较高的评价和成绩，但是Norah仍惊叹于这个节目所带来的影响力。在节目期间，其B站上的粉丝从3万涨到了6万，小红书粉丝则从10万涨到了15万，突破了原来的小圈子。

实际上，让Norah最终加入笑果文化的原因是后者抛出的海外巡演计划，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具备中英日三语脱口秀能力的她，出于热爱，曾经常自费出国表演，但整个筹备过程非常繁琐。笑果文化这一有组织的计划让Norah彻底动了心。

与其他毕业不久就进入脱口秀行业的小年轻相比，Norah有更为成熟的职场经验，对于其职业生涯也有更系统的规划。

进入公司后，在与演艺中心总监的一次谈话中，Norah率先抛出问题：“公司会对我有怎样的规划？”

“她（演艺中心总监）当时惊呆了，问我对自己有怎么样的规划。”Norah随后向对方发去一张自身计划的Excel表，“她说，我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

或许大部分人只是看到行业标杆式人物李诞，想要像他一样成名，就来到了笑果文化，但他们对怎样出圈并没有清晰规划。

在Norah看来，人才培养或是笑果文化目前的短板，但她对此有更多的期待，“笑果需要做一个写教科书的人，也需要去做一个培养体系的人。”

关于对人才的要求和培养问题，贺晓曦则反复提到了“自驱力”，“脱口秀这个行业更多靠的是一种自我激活和自驱力”。而这种自驱力需要有标杆，标杆的建立则是笑果文化这个体系赋予的，“李诞就是行业里的标杆式人物，能够让大家心中有一个标准，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最厉害人。”

但他认为，要求一个成立5年的公司就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件事情本身很荒诞，“我觉得这个体系永远不会完美。”

话虽如此，笑果文化仍在人才体系上不断探索。

每年的线下训练营，笑果文化会给学员配备专门的课程及考核。另外，《脱口秀大会》也被看作是一种人才投入，贺晓曦指出：“《脱口秀大会》一直是我们咬着牙做的，平台并没有提出要我们做，但我们想做，我们想给脱口秀演员展现的机会。”

对于成熟的脱口秀演员，笑果文化也不会给到更多规划，而是提出建议，听从演员的心声，想做什么，公司给予资源支持。

然而，在一个更多靠自驱力发展的公司，缺乏自我激发或是给自己过度施压，都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

《脱口秀大会》的老粉丝对张博洋或都较为熟悉，他表演脱口秀长达5年，连续三季参与节目录制，第二季两次获得“爆梗王”称号，一度被看作实力派，甚至是夺冠热门。

张博洋从第二季比赛开始就像黑马一样，一路披荆斩棘，杀进半决赛。但在半决赛刚开始，他就宣布了退赛，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写不出好的段子了。

第三季，张博洋卷土重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本来这季节目还挺想拿个名次的”，可表现出来的状态却大相径庭。他带着心中并非满分的作品上场，抛出了脱口秀表演“忌讳”的谐音梗，再次流露出消极情绪。

“相信你们也看得出来，我是真的不是很想晋级。”已经数不清这是张博洋第几次在节目中这样直接表达。

“领笑员”杨天真现场点评说，这是选手怕输的表现，所以才用“不在乎”来掩饰自己。在节目中，张博洋也坦言，害怕一群脱口秀演员都在努力向前的时候，自己掉队了。

此前在《脱口秀大会》第二季退赛时，他就表达过，脱口秀是一种艺术的表演而不是比赛，所以他不想带着压力去表演。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总冠军卡姆又是另一个典型案例。

舞台上的卡姆总是乐观、逗趣，常常表现非常积极，喜欢用夸张的表演逗笑观众。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具有外向型人格特征的演员，最终自毁前程。

他在庭审现场致歉时说，“我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已有几年了，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我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医生给我开具的精神类药物剂量也渐渐提高，长期服用精神类药品让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药品的副作用让我痛苦不堪。之后有一次，我在网络上了解到大麻有镇定情绪、安眠的作用，我就抱着侥幸心理，鬼使神差般地走进了毒品的深渊。”

双向情感障碍、工作压力大、痛苦不堪，这些词和荧幕前的卡姆判若两人。

除了业务能力培养，对于脱口秀行业来说，如何对演员这样的新职业进行更多心理层面的引导，或许也是一门重要课题。

进入门槛低、形式单纯、方式新潮，这被外界看作是脱口秀近几年蓬勃发展的原因，这种表演形式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追捧。

2020年即使受到疫情严重影响，全国仍然新增了50个脱口秀俱乐部，其中，上海超过20个。

在贺晓曦看来，喜剧不是一个小众需求，而是大众需求，没有人会排斥有趣的东西。

中国脱口秀市场有多大可能性？贺晓曦这样算了笔账：就算中国只有10%的人消费喜剧，那也是1.3亿人；如果每人每年消费100元，这是一个多大的生意？

但从整个行业目前的影响力来看，脱口秀仍需要突破圈层。

作为中国脱口秀标杆式人物，李诞目前在微博粉丝数近870万，已经超过池子（489万）、程璐（220万）、王建国（158万）三人粉丝之和。可是比起近两年崛起的“口红一哥”李佳琦（1800万）仍然相去甚远。

但作为笑果文化最大的IP，李诞还是“挣到钱了”。

2019年4月，笑果文化完成B轮融资后，36氪就从接近交易人士处了解到，公司新估值为30多亿元。如果按照天眼查显示的股权分配情况，李诞（本名：李瑞超）持有公司5.04%的股份，彼时对应身价已超1.5亿元。这还不算他近几年参与各档综艺节目录制、接广告、代言产品的收入。

笑果文化部分股东持股情况（图片来源：天眼查）

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李诞。

程璐作为行业OG（Original Gangster，元老级人物），亲历了这个行业从无到有的过程。他形容这种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对比此前微薄的收入，程璐如今的级别已经能拿到一份较高水平的薪资，“但是也不会像媒体说的，大家在这个行业里的人都超级有钱。 ”

在脱口秀行业做了近6年的兼职演员后，刘泉（化名）觉得自己也算是一名成熟的脱口秀演员了，经常还会担任剧场秀主持人（由于需要临场互动，主持人要求比脱口秀演员更高），但每场的薪资也只有400元。他保持着每周至少6-7场表演的频率，粗略算下来目前月入万元左右。

在刘泉看来，线下脱口秀俱乐部很多，但成熟的演员并不多，而且演员薪资普遍较低。虽然近两年已有所上涨，但由于这份工资很难维持日常开销，他也只能兼做其他工作。

Norah也坦言，之所以现在还无法转做全职脱口秀演员，是因为机会成本过高。“脱口秀演员收入可以分为演出费用和商务价值费用，我很想转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但只有当变现方法足够多元，两部分收入可以满足需求时，我才会考虑全职。 ”

因此，为了能深度绑定优秀的脱口秀演员，笑果文化推出了一套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的核心编剧、核心演员都加入了该计划。”贺晓曦向全天候科技独家披露，因为公司这两年扩容比较大，新的一批正在做。“考核要求也会比原来更多，可能近一年之内会做完方案。”

一直以来，脱口秀行业只有笑果文化一家笑傲江湖，难有能与其匹敌的同行。这意味着，演员一旦离开笑果文化，再想要有更长远的发展，余下可供选择的平台寥寥无几。

笑果文化总编剧程璐

“没有跟笑果竞争的公司，这个行业就会很可怕。”在程璐看来，这对于笑果文化而言也并非好事、易事，“一个行业是需要竞争的，不管是做节目还是公司管理。”

这或许也是贺晓曦更强调“自驱力”的原因，无论是对于演员，还是公司。即使暂无对手，笑果文化也一刻不敢松懈，“我们从一开始就考虑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对的事情。没有人真的会因为竞争对手而变得更好，还是因为你想做好。”

即便经历2020的万千挫折，笑果文化仍然希望自己带着喜剧精神前行，他们甚至给自己立了一个新Flag——将脱口秀打造成上海的一张城市名片。

只是，对于6岁的笑果文化而言，它仍然是一家创业公司，还需要更多的成绩去证明自己。